扎西整编与“十个连长一个班”
“十个连长一个班”，是一部小说的名字。
这部小说以青杠坡战斗为开头，主角是一名红军连长，故事背景是长征中著名的四渡赤水。
小说人物是虚构的，但“十个连长一个班”却真实发生过。
时任红三军团4师10团3营9连连长的黄荣贤，曾写过一篇回忆长征的文章《我所经历的扎西整编》，其中有这样一段：
在团部我遇见了参谋长钟维剑同志，他是从师参谋长下放当团参谋长的。他见我闷闷不乐又开导了我几句：“当班长，当连长都是为了红军胜利嘛，再说你这个班长比团长也不小啊……”我听得有些糊涂。这时，管理员吴继章同志见我来了笑呵呵地对我说：“10个连长，一个班，成了连长班……”
（注：钟维剑即红三军团4师参谋长钟伟剑。）
单从上述信息来看，我们可以得出一条简单的逻辑线：青杠坡战斗造成了红军的较大伤亡，部队在扎西进行了缩编，于是出现了“连长班”。
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想，事情似乎又没有那么简单。红军在土城的青杠坡遭遇损失后，那么多连长都被缩编为普通战斗员，那为什么仅过了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，就能取得遵义大捷的重大胜利呢？
在整条长征线路中，扎西这个节点也很特别。中央红军在长征中走出了不少曲线，有过很多次的声东击西，但近乎180度地转身走“回头路”，大概只有在扎西的这一次。
事实上，无论是在政治上、军事上，还是对整条长征线路的影响，扎西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战点。
要理解扎西会议和扎西整编的意义，得从一渡赤水时说起。
01
“情报有误”
一渡赤水之前，红军在青杠坡作战失利，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情报有误：以为川军郭勋祺部是四个团，但实际上有六个团。
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其中的来龙去脉。
红军离开遵义后，尾追其后的川军的确只有四个团，也就是廖泽部的两个旅。廖泽不是刘湘的嫡系，所以追得也不怎么积极。
这时郭勋祺旅和潘佐旅从江津南下，原本的计划是把红军队列“拦腰截断”。但没想到红军的行军速度很快，所以郭、潘拦截未果，变成了尾追。但即便如此，还是跑在了廖泽的前面。
下图是当时的大致情况，红军以一军团为先锋攻打赤水城，其余部队三路并进。
郭勋祺和潘佐的这两个旅是刘湘的精锐部队，配置都是一旅三团，而非常规的两个团。这就是四个团“变成”六个团的由来。
从朱德在1月27日发出的青杠坡作战电令中，可以明显地看到，红军没有意识到紧追其后的川军有六个团。
摘自：朱德关于消灭枫村坝、青岗坡国民党军的部署致各军团、中央纵队电
1935年1月27日
川敌潘文华二十六日令郭勋祺指挥官、廖泽指挥官、穆旅、潘旅各部速向东皇场猛追。依此判断，今日进占枫村坝、青岗坡地域之敌约四团，或有后续四个团左右兵力于明后日赶到的可能。
电文显示，红军对川军的动向在大体上是准确掌握的：一共四个旅，两前两后，间隔一到两天。唯一出问题的，便是不知道郭勋祺部两个旅的配置。
那么，在长征中屡立奇功的军委二局，为什么没有探知这一关键信息呢？
因为时间不够。郭勋祺部是红军离开遵义后，新近入黔的川军，所部电台对二局来说是完全陌生的。
破译需要时间，而二局里有这个天赋的其实就三个人：局长曾希圣、破译科科长曹祥仁、副科长邹毕兆。
左起：曾希圣、曹祥仁、邹毕兆
1月28日凌晨5点，青杠坡战斗打响，到了下午两三点，二局终于破解了郭勋祺的电码。
所以朱德在1月29日凌晨3点发出一渡赤水命令时，已完全准确地掌握了敌情。
摘自：朱德关于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
1935年1月29日
昨二十八日与我军对战之敌为川敌郭勋祺旅三个团，潘佐旅三个团，廖旅则已至习水，穆旅尚未到，有向郭、潘两旅靠近可能。
02
“一个手令”
1月28日下午，也就是二局刚刚破解出郭勋祺的电码本时，便收到了来自毛主席的一个手令。
时任二局侦收科侦收员的钱昌鑫（钱江）回忆说：
28日下午正是我在值班，收到曾希圣局长转来的毛主席的一个手令。这是一张长方形的字条，内容是令二局指定专门电台，限三天内把龙云及其下属各电台找到，并加以控制。我们立即执行毛主席指示，注意了解滇军情况。
做出一渡赤水决定的，是28日晚召开的青杠坡会议。也就是说，毛主席在当天下午让二局关注滇军时，红军还未决定西行。
比主席的“前瞻性眼光”更值得关注的，是他在面对失败时的“第一反应”。
土城失利的主因是情报有误，从表面上来看，这个直接“责任人”很容易就会指向二局。但毛主席后来却是这样说的：
我们在土城战斗中没有打赢，伤亡还很大，主要是没有把敌情搞清楚，拳头不硬（没有集中兵力），责任在我们军委，不怪下面。
所以主席的“第一反应”不是把责任人找出来批评一顿，而是从自身寻原因，在失败中总结经验，并马上付诸实施。
既然土城失利是因为留给二局的时间太少，那面对未来可能遭遇的滇军，就应该争取最大的提前量。
毛主席的这个“第一反应”，导致他在“第一时间”发出了这封手令。
03
西进扎西
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是毛主席给二局的手令，把红军“带到”了扎西。
因为，当中央军委掌握了川军、黔军、滇军和中央军的全部情报后，做出的战略决策将更趋向于客观和理性。
一渡赤水后，军委的第一个方案是从泸州渡江，这是一个朱德和刘伯承都非常熟悉的地方。但因为没能攻克叙永，于是决定“再向西北前进”，绕过泸州，到宜宾一带渡过长江。
2月3日，军委从二局截获的数封电报中得知，红军的身后不仅有郭勋祺的三个旅在急追，北面还有五个川军旅南下，在长江布防。同时，龙云分析红军“必由宜宾上游渡河无疑”，并以积极的态度配合川军的堵截行动。
3日深夜，军委根据上述情报做出了“继续向西”的决定，准备执行第二个方案：从云南昭通地区渡过金沙江。
5日，二局再次侦听到重要敌情：滇军主力已从毕节和昭通东进，卡住了红军西渡金沙江的道路。换言之，第二方案也无法实施了。
在《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》中，对扎西会议的描述是：六届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至9日在云南威信县扎西镇境内连续召开会议，统称扎西会议。
扎西会议纪念馆
会议起始于2月5日，即是因为当时的敌情所致，红军必须讨论新的方案了。
扎西会议取得了许多意义重大的成果，其中最知名的两项分别是：作出了东返贵州、二渡赤水的决定；通过了《遵义会议决议》，成为了遵义会议的最后完成。
除此之外，还有以下几项。
首先是中央恢复了对全国革命斗争的领导，开始进行总部署。具体内容不详细展开了，只看两份会议文件的名字就能理解：《中央书记处致项英转中央分局电》、《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的指示》。
其次是明确了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“负总的责任”，以及成立了中共川南特委并组建了川南游击纵队。
最后，是在军事意义上对长征影响非常大的一件事：扎西整编。
04
红军的“回归”
“扎西整编”也被称为“扎西缩编”。这份由中革军委发出的命令，后来被命名为“中革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”。
简单来说，全军被缩编为16个团（算上干部团的话是17个），其中只有红一军团保留了师一级编制，为二师六团，红三军团缩编为四个团，红五、红九军团各为三个团。
回到前文提出的那个问题，为什么红军在扎西整编后，能在遵义战役中展现出惊人的战斗力？肯定，不仅仅是因为“缩编部队”那么简单。
在中革军委的缩编命令中，还有这样一条：
一、三军团军团部应依颁布的新编制改编，其多余的人员应尽量补充到战斗连中去…
也就是说，军团部的机关人员被减少了。而且，机关的缩减并不只限于一、三军团，黄荣贤对此的回忆是：缩减各级机关非战斗人员充实连队。
此举的意义，“充实连队”只是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为作战部队“减负”。
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作战部队的负担太重，机关单位不仅东西多，走得慢，而且人员体量也大。这就导致作战部队在保卫机关的同时，很难做到战术性展开，机动性也大大下降。
长征出发时的“队形”
这就好比一个“头重脚轻”的人，走不稳，更跑不快。所以，与缩编相伴的，便是红军在扎西彻底把非急需的物品给丢弃了。
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印象，红军的“大搬家”在血战湘江中吃了大亏，所以渡江后吸取教训，丢弃了大部分笨重行李。
红军在黎平的时候，确实丢了不少行李，但其实并不彻底。在黄荣贤回忆的一渡乌江中，“大搬家”的情况依然存在。
在乌江边上的战斗中，各部队机关拖“家”带“口”，人拉车推地大搬家，各局、各部、各科稀稀拉拉。
而在遵义时，毛主席看到了一个重达七八百斤的大木箱，于是问卫生部担架连的女红军李桂英这是什么。李桂英说里面装着一个“照肺用的镜子”（X光机）。毛主席在吃惊过后，毫不犹豫地对李桂英说：“扔掉它，轻装前进。”
所以，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真正做到“轻装前进”，是从扎西整编开始的。
看看后面发生的事情，就知道这有多重要了。二渡赤水，是急行军；二战遵义，是突袭；遵义大捷，是迂回包抄；三渡、四渡赤水、二渡乌江、巧渡金沙江，都依赖于红军的强大机动性。
“减负”后的红军，其实实现了一种“回归”。
05
“连长班”
红军战斗力在扎西缩编后得以“回归”，“减负”是一方面原因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指挥员的“下沉”。
简单来说，师长指挥一个团，团长指挥一个营…这些“高配”的指挥员，在作战经验、战术意识、战场全局观等各个方面，必然会对部队整体战斗力的提升带来助益。
“十个连长一个班”，也并非简单地把连长们缩编为战斗班，这个“连长班”其实是通信班。
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
红军当时是极度缺乏通讯设备的，电台只能配置到师一级，所以对基层作战单位传达命令，只能依靠通信员。
作战任务紧急的时候，这种沟通只能是单向的。一旦遇到前线指挥员对命令的字面意思不理解，或者理解不充分，就需要依靠通信员来进行解读。
所以，让本身就富有作战经验的连长来担任通信员，也是一种“干部下沉”，而非简单的“缩编”。
而且，扎西缩编后，电台配置到了团一级，团长可以直接接收来自军团部的命令。用现代的话来总结：团一级电台加上连长通信员，大大降低了红军在作战时的“沟通成本”。
科学的组织管理，其实也是红军的一大特征。后来的八路军和解放军都是如此，一点都不“土”。
此外，根据黄荣贤的回忆，设置“连长班”还有一个目的：老的战斗骨干暂时保存一下。
所以，“连长班”其实也是一支干部后备队。老鸦山战斗，红10团团长张宗逊负伤，参谋长钟伟剑牺牲，营、连级指挥员的伤亡也不小，“连长班”当天派出了五名连长，补充到了第一线。
在红军进入云南境内后，“连长班”全部回归了连长岗位。
06
“华丽转身”
本文之所以从“一个手令”和“连长班”来解读一渡赤水和扎西整编，是想理出一条逻辑线：长征中，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是如何回归红军的？
土城一仗没打好，博古说了一句话：“看起来，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。”这对于重获军事指挥权不久的毛主席来说，是个不小的打击。
博古所说的“狭隘经验”，指的是毛主席一直坚持的“运动战”战略思想，这是第一至第四次反“围剿”取得胜利的根本。
那么，红军在土城打的是运动战吗？
显然不是。扎西会议的时候，毛主席总结了土城战斗失利的三个原因，除了“情报有误”这个主因外，还有“轻敌”和“分兵”（不该让一军团北上）。
运动战讲的就是集中优势兵力，各个歼灭敌人，而“分兵”是大忌。这就是前文中提到的“拳头不硬”。
所以我们可以想象，土城受挫，不会导致毛主席产生自我怀疑，反而会让他对运动战思想更为坚定。
要把运动战打好，第一步就是要做到“知己知彼 ”，这样才能在运动中觅得战机，而毛主席的第一步，便是那个手令。
第二步，部队必须回归到能打运动战的状态，也就是高机动性。不论是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以创造战机，还是在战机出现后迅速集中形成优势兵力，都需要极高的机动性。
但当时的红军做不到，土城战役时，红一军团北上打土城，红三、红五军团在青杠坡阻击追兵，看起来分工明确，但实质上就是造成了分兵。这是一种“惯性”，因为机关庞大，物资众多，所以在兵力布置上总是要顾及两个以上的面。
青杠坡战斗遗址
完成这个第二步的，就是扎西缩编。这个“缩编”其实有三层含义：一是作战部队减少层级，干部下沉，提升战斗力，并降低“沟通成本”；二是机关单位缩编，既可充实连队，又可为作战部队“减负”；三是行李物资也“缩编”，这是物理层面的“减负”，是提高机动性的基础。
第三步，是动员。2月16日，二渡赤水前夕，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发布了《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》。
首先强调了要打破幻想，“没有流血的战争就没有苏区”。
其次是今后的作战原则，“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”，这其实就是红军指战员们都非常熟悉的，运动战的原则，“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…”
同时再一次说明，缩编是为了“充实连队与加强连队的战斗力”。
最后强调了红军的另一个“立身之本”：群众工作。“我们必须取得云贵川广大群众的拥护”。
正是通过这三步，红军在扎西完成了“华丽转身”，为后面的一系列胜利打下基础。
虽然在后来的苟坝会议和会理会议期间，运动战的思想仍出现过波动。但从扎西开始，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已经回归红军。
扎西会议，不仅是遵义会议的“最后完成”，也是毛主席重获军事指挥权的“最后落实”。
长征线路在扎西180度转折，而从实际意义上来讲，扎西也堪称“长征的重要转折点”之一。